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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不爱我》是一本由王健壮著作，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一)：新闻业应该负起的社会责任
“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这一新闻近日在微博上闹得沸沸扬扬。这条新闻一出来就带动了一边倒的舆论压力，究其原因无非是是国人对碰瓷这种屡禁不止的恶劣行为的深恶痛绝，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如何能忍住不对这种丢脸丢到国外的行为口诛笔伐一番。
但如今的年头，各路媒体却总能精确无误地自行打脸。
风波尚未平息，事情却又出现了新转折，原来那老人不是碰瓷而是真的受了挫伤。客行在外负了伤，要求赔偿却被当成是“碰瓷”，老人家也是满腹的委屈。这事态一转，舆论又跟着一边倒，大众纷纷谴责新闻业失了职业操守，不再追求真实性，而是为了点击率与销量捕风捉影，制造噱头。
这样的情况，近几年来是层出不穷。
媒体刚刚烹制出的新闻大餐，还未让普罗大众们就着激愤、好奇、兴奋等可口调料一并咽下，被随即被证明那大餐的光鲜外表不过是一块真相的遮盖布。
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脱离了真实的新闻，即使保留着原有的外壳，却失掉了笔刀舌剑的力量。
但新闻业毕竟还是由人组成，由人运作的组织行业，这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人性固有的缺点。追求刺激性的，能够吸引目光的轰动新闻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的自然属性，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可新闻业一旦被民意所裹挟，一昧地猜测着民众的新闻口味，去迎合，去扭曲新闻，“制造”新闻，媒体就不再是社会中的独立力量，媒体的社会监督职能也成为空谈。
互联网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甚至给我们带来了刺激疲乏与记忆过载的效果。每个人都有猎奇的心理，这无可否认，这种猎奇的心理在得到满足后就会不断地膨胀，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再次满足。再吸引眼球的新闻，在微博上也上不了超过三天的头条，头条天天变，谁还记得那些新闻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这满足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弱化了自己的同情心与关怀，新闻的距离感使我们产生了置身事外的感觉，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窥探他人的心理却得到了强化。
另外，信息取得之容易与信息量之泛化往往带来不去主动思考，只做信息接受者的思维惯性。这样的思维惯性加上不再坚守真实性的媒体所发布的信息，谬误便会越来越多。
林达曾经很精辟的指出：“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作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
媒体应该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
这个时代给新闻媒体带来了太多了挑战，有来自人性本身弱点的挑战，有来自行业竞争的挑战，有来自舆论监管的挑战。我虽常常对媒体的“不自觉”而失望，但当看见坚韧的新闻人在为传统的新闻自由与真实精神而坚守和奋斗时，还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光总会刺破黑暗，到达这里，带来光明。
“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不求权，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强权，不溺富贵，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包容异己。”
这才是我心目的新闻精神。
（本是想谈新闻记者与强权间的斗争，也就是书的主题，但在序言中看到作者所说的“报纸与读者的角色倒置”，有了几分感触，再联想近日时事，便有了这篇不太切书意的书评。）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二)：序：“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卢跃刚（选摘）
如健壮说，在龙家的阳台上，吹海风，看轮船，回忆三年前去世的余纪中老先生，感叹民主化以后，壹媒体入台搅局，庸俗商人控盘，台湾严肃媒体江河日下。
《冰点》与龙应台以及《中国时报》的完美合作，是我那天发言的内容。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宋楚瑜以亲民党党主席的身份访大陆，连战发表北大自由主义演讲，宋楚瑜发表清华演讲，在大陆刮起了“连宋旋风”。连战在台湾选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眼里，并不是一位有魅力的政治家，舆论甚至把他视作国民党因傲慢、无能、颟顸而失去政权的窝囊废。
隔海相望，大陆人有自己的观察维度。我们感叹台湾政治家的风度，参照系是一些油盐不进、讳莫如深的蜡像脸。台湾政治的败军之帅，已然在大陆的舞台上风流倜傥，挥洒自如。我们接下来的想法是，连战、宋楚瑜访大陆的出色表现，电视直播让我们直接看到了民主制度塑造的华人政治家风采，但台湾社会呢？台湾人呢？应该还有篇东西介绍台湾，才立体，才全面。谁写合适，放眼华语世界，仔细筛选，目光聚焦在龙应台身上。
我给应台写信约稿，她回信说忙。我说，忙也要写。她说，如果写，写真话，大陆可能也很难发表，是不是换别人写。我就摊牌了：“我们面对海峡两岸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综合考虑，选中了你，因为你是知道限制并且能超越限制进行写作的作家，你的作品完全可能在限度以内又不失水准地在大陆发表。换大陆的作家和学者，再好也不能替代台湾视角。”
而且，在新闻管制的情况下，我也不敢保证，约来的稿子能发表。我说：“这有点像赌博。让一个呼吸着自由空气的作家参与可能劳作而没有收成的赌博，多少有点残忍。我们赌博，不能要求你也来参与赌博，但是，我想，我们能邀请你这位海峡两岸历史与现实的知情者，一起来推动历史进步。”
健壮的现场评论，很是老到。他说，这不是一个编辑和一个作者之间的寻常约稿，而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围绕着社会进步、民族福祉的心灵交流，唯如此，“应台这样的作者”才会冒险一赌。
赌局还不仅如此。我和应台有真赌。她把稿子发过来，我们看了，写得高明，踩着极限边界，大观照，“小叙述”，环环相扣，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当下政治氛围，略加修饰，应能发表。她在香港那边拿着电话不信，我说咱们打个赌，稿子发表了，你在北京请我们吃大餐；枪毙了，我们在北京请你吃大餐。
结果是，她输了，我赢了。冰点同仁——我们赢了。《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大冰点”一个整版见报，标题改了一个字，“不能”改成了“可能”，内文只删去了无伤宏旨的两句话。台湾《中国时报》同时发表，用的是原标题《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应台在电话里大声说：“跃刚，你这是‘引蛇出洞’。”暗喻“反右”。我说：“不对，我是‘引龙出洞’。”“龙”应台出马，怎么是“蛇”？
与应台合作是一段佳话，与《中国时报》的合作也是一段佳话。《中国时报》是台湾自由派报纸，文人办报的典范，其在台湾的地位，相当于《纽约时报》之在美国。龙文《中国时报》与《冰点》同天见报，所不同的是，《中国时报》见报时加了一段“编者按”，大意是说，“连宋旋风”之后，接着刮的是“龙旋风”，龙文首发《冰点》，《中国时报》转载，而且断言，龙文在大陆发表，“是继连宋北大清华演讲直播之后第三次‘台湾经验震撼’”，云云。
1949年以来，凡56年敌对，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的两大主流报纸，对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如此默契，同时各用整版篇幅发表，前无古人，难有来者。议题，选人，组稿，讨论，交稿，编稿，审稿，见报，《中国青年报》1978年复刊以来最敏感的一篇稿子，一路下来，有惊无险，节奏铿锵，行云流水一般。一位作家，两家大报，联袂创造了历史。
唏嘘之余，更有感佩。《中国时报》“转载”的姿态，而且打破罕登长文的惯例，潜在的话语极其丰富，除了对两岸关系重大转折以及龙文作用的高度共识，高难操作惺惺相惜的体察和相互尊敬，更有我看重的专业伦理之操守。黄清龙是决策者和编者按的操刀人，香港见面，热烈拥抱，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这位台湾第一大报的总编辑，在香港龙家聚会这些人当中，是少壮派，洞察力和胆魄一流，44岁，已经担任了4年总编辑。他是余纪忠先生生前选拔的最后一任总编辑。
由此想到，1999年空降到《中国青年报》的新任总编辑问我，怎么当好一个大报的总编辑。我送他六个字：发稿子，担责任。说得完整一些，应该是八个字：敢发稿子，敢担责任。他没接着问，接着问，我就会告诉他我心向往之的《大公报》四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中国青年报》是党报，“不党”做不到，按照专业主义的伦理、标准，做到“不卖、不私、不盲”，应可努力。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三)：新聞人在哪裡？
這一個禮拜，地鐵里，公交巴士上，穿梭上下班的路上，一直在讀王健壯前輩的新作《凱撒不愛我》。這是我三年來第一次一口氣讀完的小冊子。
這本書開本不大，頁碼不多，站在寸土寸金的巴士上更便於展開和只手擒來，不會給同行的朋友帶來不快和蔑視。這本書封面奇特，長著兩隻角的“怪獸”唯獨一顆“撲撲”跳動的心臟分外顯眼，這就是所謂新聞人的“良心”吧。每次在公共場合看這本書時，總發現有人盯著這封面看，大概他們以為我看的是一本愛情小說，心裡肯定在嘀咕：“看你斯斯文文的樣子，還看時尚愛情小說，哼！”哈，哈！
王先生自己也說，書中五十二位新聞人全部都是西方人，美國人更是佔據絕大部份篇幅，蓋由於“自由派”新聞人只能存活在在美利堅這塊豐沃的土壤上。試想，這些人要是到了中國，該是怎樣一副光景呢？不言而喻。即便像張繼鸞、王芸生這樣的“良心”生在中國，也只能慘澹收場或被作為工具一般使用，何其悲！
作為同行，這本書能引起我太多的共鳴，也有很多話不吐不快，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我只能言盡於此。
最後，說兩點書中的編輯錯誤。第194頁第9行“撈什子”應該是北方土話“勞什子”吧；封底的襯頁中介紹王健壯老師時用了“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研究”，總感覺成份殘缺。於是查閱了“天下雜誌”，發現其介紹王先生簡歷時是這樣表述的：“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訪問研究。曾任新新聞周刊總編輯、社長，中國時報總編輯、社長。現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並在聯合報定期撰寫專欄。出版有《我不愛凱撒》、《凱撒不愛我》、《看花猶是去年人》、《我叫他，爺爺》等書。”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四)：与凯撒缠斗的新闻老兵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当王健壮以洋洋洒洒百万言，总结他作为一个新闻老兵对新闻自由理念的追寻和实践时，他心中是否有这样的感触呢？
王健壮，一九五二年生于高雄眷村，著名记者、作家、新闻编辑、政治评论者，曾任《新新闻》周刊社长，《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主任、总编辑、社长。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新闻人之于他的意义，应该不仅是一份职业那么简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份志业，一个理念。
所谓理念，指的是他毕生所抱持的新闻自由的理念，具体地说是所谓的报人办报或曰文人办报的理念，源于发掘他的恩师——台湾两大报之一的《中国时报》的创办人余纪忠，而余纪忠先生的办报理念，显然又渊源于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人物张季鸾和他中国彪炳新闻史的《大公报》。张季鸾曾说过：“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张季鸾就是文人办报的典范，他当年提出的《大公报》办报四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成为当时和后来有追求的中国报人所信奉和实行的最高新闻价值，余纪忠在台湾创办《中国时报》时，也奉“四不主义”为圭臬，两家报纸均因此而“执报业之牛耳，有一言而动天下的影响力，更曾大赚其钱，经营上并不输商业办报”。正是在《中国时报》三十多年来的耳濡目染，“文人办报”的理念自然也成为王健壮终身服膺和实践的原则。
当然，他本人几次进出《中国时报》的经历，或是他参与办刊办报（他至少创办或参与过《仙人掌》《时报杂志》《时报新闻周刊》和《新新闻》的运作）的实践，都非一帆风顺，往好里说是苦乐参半，往坏里说如同背负重石的西西弗斯，留下的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悲壮身影。尽管他曾经有过“上接《新青年》和《文星》传统”这样大气魄的理想抱负，然而他所参与的多份刊物，多次以失败告终。一九八七年，他离开《中国时报》后，和江春男、南方朔、周天瑞等创办的《新新闻》，属于当时台湾报纸和党外杂志外的第三种声音，也是他自承“自我定位自由报业的第一声”，抱负极高，气魄极大，理想极高，在台湾新闻史上扮演了先驱性的角色，也曾创下报道“蒋经国逝世”而洛阳纸贵，不过也有过被民进党“副总统”吕秀莲控告而败诉的经历。而在台湾从威权政治走向自由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权力和媒体生态圈的变化，可以用“五时花六时变”来形容，2005年，在他离开十八年后重返《中国时报》任总编辑时，他慨叹这变化竟然如此之大：眼前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原来办报人所崇奉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变成了“党、卖、私、盲”俱有的“四全主义”。他悲哀地看到，随着“壹传媒”强势登陆台湾，开启了以揭露八卦、绯闻和丑闻为滥觞的“苹果化新闻”，这种做新闻的方式，竟尔截断了文人办报、文人论证的新闻传统。有感于此，他写下《举目不见一个报人》文章，痛贬时弊，并在临危受命重振《中国时报》的赴任前夕，写下了《凯撒不爱我》这本书，挖掘美国新闻史上五十二名自由派记者的光辉事迹，倡导“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希望正本清源，一扫媒体圈的种种污烟瘴气，回归张季鸾、余纪忠等人的“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
诚如书名所言，这五十二位美国新闻人，个个都是敢于和权力的同义词——“凯撒”叫板、敢于对“凯撒”说“不”的新闻人的典范。他们关于新闻人职责和使命的名言，相信正是同为新闻人王健壮所激赏的推崇的，例如，以扒粪闻名的记者斯东曾说过：“如果你们想当记者，你们只要记住一句话：所有的政府都说谎”，而电视主播莫耶斯告诫同行“当记者最重要的事，不是你多接近权力，而是你多接近真相”、“记者追求的不只是新闻，而应是真相”。记者加勒特指责一美国一些报业集团的老板，将新闻当成商品，置利益于质量之上，他们服务的顺位是股东第一，华尔街其次，读者最后，这正是他所见的台湾媒体圈的现状。加勒特语重心长地说：“新闻变成商品，无助于民主政治，也无益于国家精神。”而令王健壮痛心疾首的恰恰是媒体的自甘堕落，丧失了其应担当的“社会的良心”“改革的触媒”的追求。’
尽管王健壮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他卸任《中国时报》总编后，并没有新闻火线，没有放弃作为一名新闻人的追求。他以专栏人的身份开专栏、出书，一以贯之地宣扬自由主义和专业主义的新闻价值理念。《我不爱凯撒》和《去年犹是看花人》这两本书正是此一理念的最好体现。《我不爱凯撒》和《凯撒不爱我》
这两个书名乍看是几个字体的简单颠倒，其实正好从两个方面点出了媒体存在的意义：如果说《凯撒不爱我》透过权力对媒体的“痛恨”“讨厌”态度，证明了媒体人监督权力的存在价值的话，那么《我不爱凯撒》则强化了媒体人对于自己价值的定位：对权力的“穷追猛打”。对于媒体和权力的关系，王健壮有透彻理解：“在政治圈打滚这么多年后，我这个政治门外汉久而久之难免就变成了雷蒙•阿隆所说的‘入戏的观众’，不但知道在舞台上起起落落的那些政治人物，其实个个都长了一副凯撒的脸孔，都流着凯撒的血液，而且这些凯撒都带着面具在演戏。在政治学里，‘凯撒’指的并不只是特定的历史人物，也是权力的同义词。天底下的政客都是凯撒，他们之间只有大、小凯撒之分，以及隐性或显性凯撒之别。而且凯撒就是凯撒，并没有所谓的好凯撒或坏凯撒。为什么我不爱凯撒？答案其实就在我写的每篇文章里面。我是记者，记者是吹哨子的人，吹哨子的目的只是告诉大家，‘凯撒来了’，‘谁是凯撒’，以及‘凯撒有多可怕’，如此而已。”
《我不爱凯撒》内容分三辑，第一辑“记者是永远的反对派”，直陈媒体人看待政治的基本原则，第二辑“政客心中的小凯撒”，揭下政治人物的画皮，看到其私心的运作，第三辑“古典的西方新闻自由传统”，则以具体的案例说明新闻该如何介入社会。诚如杨照所言，这三辑“连环一贯，首尾相衔，构成一个烛照二十一世纪台湾政治前景的具体光源”。王健壮自谦地将记者、新闻人的力量比喻为微弱的光芒——惨淡的烛光或是星光，然而，这光芒虽淡，但“再多的黑暗，无法熄灭最小的烛光。”这就是记者和新闻人存在的意义：黑暗在哪里，他们就把烛火和星光移到哪里。
《看花犹似去年人》的文章同样延续《我不爱凯撒》的路线，更多的是对“大小凯撒”——政坛政客们的剥皮和揭露。书名源于陈寅恪的诗句“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书名的意思是说作者纵然历经滔滔世变，看尽世间沧桑，然而花谢花开，冬去春来，他仍愿是站在时间起跑点上的那个年轻的看花人，此心不改，此志不渝。在书的自序中，王健壮以罕见的温情笔触，追念他漫长新闻征途上的几位领路人——张季鸾、傅斯年和余纪忠。他说：“我这个世代的记者像是在黑夜里寻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看到天上一颗星星，就兴奋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张季鸾、傅斯年与余纪忠老先生，就是我一路抬头追寻跟循的那几颗星星；这几颗星星一直永远高高挂在他的天空上，一闪一闪亮晶晶。”
同样地，在新书《我叫他，爷爷》中，他难得地抛开了政治和媒体的话题，而回归到自己的家庭，记录下历史洪流下自己的家庭成员间的悲欢离合。父亲过世后，他打开父亲留下的手提包，透过父亲留下的片言只字、小小物件、证书，试图由此拼贴出沉默一生的父亲的故事，却感觉怎么也难以拼出来。透过一篇篇深情而克制的文字，他总算慢回追忆起父亲从军、逃亡、来台、退伍转业和老年生活的经历，这里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创痛，是被战争被政治纷争撕裂的平凡人的集体回忆录。这些回忆，以及他贫穷而不乏快乐的眷村少年的生活点滴以及他早年的新闻理想和大志，构成了他这个新闻老兵的坚实人生背景。这个老报人，这个新闻老兵，当他追认领路人，当他回首来时路，他似乎要告诉读者：纵然世事沉浮，他依然是那个纯真、热烈的少年人，那个永远怀着初心的看花人，那个如有来世仍愿再作记者、永远与凯撒缠斗的自由派报人。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五)：岂止凯撒不爱我 ——《民主的细节》，《凯撒不爱我》并议
新闻与强权
马哲认为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意即有国家就一定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想来是因为总不能人人都进行自我统治，那岂不成了“一人国”了？且以此为大前提讨论。
知之不多，便不妄议欧洲历史，只以中国古代为讨论对象，几千年来朝代更迭，建立，推翻，重来，再推翻，周而复始，何也？
盖因“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强权统治适合打天下，却不能用于治国。焚书坑儒？——“秦三世而亡。”民敢怒不敢言会怎么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统治阶级看似居高临下，但上之所以为上，乃因有下：九层之台，尚起于垒土。且居于上层者，天然就应该对下层负有遮风挡雨的责任，下层享受庇护，所以甘居于下；倘上层不仁，下层不堪重负，也会揭竿而起。所以这事实上应该是一种博弈均衡，各取所需的关系。
由此可见，虽然统治者为统治者，被统治者虽然为被统治者，但事实二者处于同一根平衡木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显得如此重要。这个平衡点的位置是如此微妙，所以不能由两方中的任一方来承担：没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的道理。
新闻人就是这应运而生的第三方。因为其中间位置的角色设定，使的他们一方面可以倾听民意，以达上听；另一方面则要盯紧决策层，口诛笔伐。此时新闻人的作用就是引导民众通过合法平和的方式维护权益，将变革的社会成本减少到最小。可是在非民主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不成立的。所以以这种定义看来，强权之下，最需要新闻，也最缺乏纯粹的新闻。
强权要求顺从与依附，而独立恰是自由派新闻（或者说“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存在的前提。二者互为天敌，却又相依而生。
寻找精英治国与民主政治的平衡点
而这又和精英治国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大的国家机器想要维持运作，是需要有能力胜任的“精英”们操作的。
圣人生而大盗起，窃国者诸侯；且不说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意思也不是人人都是决策者，而是人人都可以是决策者。而由于个人能力或个人意愿不同，总有人不会成为决策者。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呢？指望决策者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人性是最不可靠的，尤其是当他的手里握有权利。要让决策者真是的感受到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才不会轻举妄动；司法是最有力的执行者，新闻则是最有力的触发者：他们自身的属性导致他们往往能看到并挖到更深层的东西。同时沟通上层决策阶层与下层人民诉求，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以及保护弱势群体，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给他们的利益代言的。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地位等一些外在的，更多的可能是思想上的弱势——他们甚至看不清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以及该如何运用现有的去争取应得的。
新闻人都应该作为社会的良心，触发改革，为民请命。
——像摩西分海，带领以色列人出逃埃及的压迫——新闻人不是上帝的使徒，我们是民主的使徒，我们为真相而来。
文人论政？——同论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我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
将学识淬炼成最精砺的钢，在把这思想的钢打磨成最锐意的枪，言论的枪，对，言论，决策者须知人言可畏。
无冕之王实际是这种民主和自由的新闻观念，以及在报纸事件中反映出的独立性。
看《凯撒不爱我》，作者似乎是十分推崇文人论政的，向往“达则兼济天下”，以为好的新闻就是能够“一剑声寒动九州”的无上魄力与能力，是关乎国计民生，能够引起领域震动的大新闻。
在他笔下，无论是写出有“改变历史的影响力”的《屠场》的辛克莱，还是能引起“媒体大地震”意即政坛地震的赫斯特，以及“‘一文而动天下’可以决定国家议程”的赫什，均是笔底波澜，成为改革的媒触。他们都十分厉害。
不过，《民主的细节》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细节：（在普遍左倾的高校中）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
文人议政，要坚持的是文人的风骨与真实，却不可倚仗文人的天真与感性。
王建壮先生所大力推崇的张季鸾老先生更多的是作为民主社会的启蒙的角色，起一种“去塞求通”的作用，写的也多为社论。
文人论政还典型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以及鲜明的舆论倾
向——固然很好，但这不完全符合纪实新闻的要求吧？
在这一方面，我更认同罗素1959年的未来寄予：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大众，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纯的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文人论政要求；记者在新闻中；真相却要求：记者不在新闻中，有的，只是事实。
我的疑义：何为“新闻人”？
《凯撒不爱我》中，作者写了那么多的“新闻人”，我却不甚明白：新闻人是什么？记者到底该报道什么？
“新闻人”。听上去就像是很有崇高职业理想的名字。
新闻可以是教授普洛提斯和他的学生做出来的，“扒粪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斯蒂芬斯说：记者不写隐私，只写公益。 萨维奇却是因报道当时作为很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哈特的绯闻而初步成名的，或许是当一个人成了公众人物，且与政治扯上关系之后，一些原本是隐私的东西就不成为隐私了？他的个人事务也有可能影响到公众利益？
作者讲的是他所认为的新闻人的最高追求，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所谓理想，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如果决心成为一个新闻人，大可以心向往之，却不必以此为绝对的衡量标准。
他是说故事的人，你却不可错认自己是主角。
岂止凯撒不爱我
既然新闻人追寻真相，力求公开，社会愈加开放，利益团体众多且往来关系复杂。视新闻人为天敌的，又岂止凯撒？
《凯撒不爱我》读后感(六)：新闻自由的诉求
读了王健壮的《凯撒不爱我》，说实话序比书本有意思的多。因为序比书的内容更为真实。此处的真实指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比第三人称的内容更能撞击人的心灵。序里面三位新闻人对新闻的感触更为直接有力。写序的三位，一个是卢跃进，一个是陈浩，一个是作者自己。三个人，三种对新闻的感悟，却都有对新闻隐隐的担忧，这种担忧令人难过。
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希望寻找张季鸾、向余自忠致敬。书里写了五十二位新闻人的故事。他们大多固执、敢为天下言，反对权贵，揭露丑闻。他们所拥有的新闻理想或许是作者对当下新闻界失望而寻找的慰籍，所以作者将这些故事整理出来，目的也许在于唤起更多新闻人的良知。
不置可否，当下的新闻业已不再是过去所设想的那样了。过去新闻提供消息，现在读者挑选新闻。新闻报道向受众感兴趣的方向进行；报业，也如黄昏日暮。越来越少的人会拿起报纸了，越来越少的报能给予重大的影响力。调查记者的稀缺，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事件的迷雾就不了了之。电视也常被娱乐新闻所替代。我们缺少一个敢问的记者，一只敢写笔和一个敢说的主播。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样的新闻理想最终在历史里消失。剩下的是一场又一场如演习过的新闻发布会和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但倘若你有一刻为这些新闻人的事迹所感动过，那么作者写这本书的意义就达到了。如果你是新闻人并深受启发，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为这个行业带来小小的改变，那么这就是作者意想不到的惊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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