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某一页，指腹停在一个名字上，涂了黑墨的铅印字体在夕阳的斜照里显得有些模糊。他拨通了那个号码。响了五声，对面接起来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带着一种特有的从容：“哪位？”“邓伯，是我，周汉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电话那头停顿了一拍，像是老人在辨认这个声音背后的分量。“汉斌啊，”邓伯的语气不咸不淡，“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说吧，什么事。”“德辅道西那场火，你看到了吧？”“看到了。烧得挺干净。消防署那边今天中午出了初步鉴定，结论是电路短路。报告写得四平八稳，没什么破绽。”周汉斌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邓伯，你是专业的，火是意外还是人为，你心里应该有数。我想请你替我往深里挖一挖。”邓伯在电话那头笑了两声，那笑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见惯了场面的老辣：“周生，我退休前在警队干了几十年，什么案子没经过？你跟我说实话，那间仓库里原本放着什么？”周汉斌沉默了两秒：“一些货。我父亲生前留下的。说实话，具体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家里的产业太多，我还没有来得及...”邓伯那边安静了一会儿才开口，声音里的沉稳从电话线那头稳稳地传过来：“我先跟你讲清楚，我现在不是警督了，手底下也没有公权。但我认识的人还在、看过的门道还在，该走的路子我还能走。我能替你查的是表面以下的东西，但你得明白，有些事查出来也上不了庭，只能让你心里有数。”“我只要你心里有数就够了。”周汉斌说，“你开个价。”“五十万。不管查不查得到，这五十万都收。查到了再加五十万。”“一小时后到账。”挂了电话之后，周汉斌坐在椅子上没有动，目光落在窗外渐沉的天色上。邓伯这个名字在港岛地下的分量，远比他表面上那个“退休警督”的头衔重得多。三十四年的警队生涯里，有十八年坐在O记主管的位置上，手里经过的案子大大小小上千件，港岛黑白两道的人脉网被他织得密不透风。三年前退休的时候，警队给他办了一场体面的告别宴，同僚送了他一块刻着“功在警界”的铜匾。但宴席散去之后，邓伯转身就接了自己的第一单私活，替一个地产商查一桩内部失窃案，三天破案，收了两百万。从那时起，港岛的上流圈子里就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官面上查不到的事，找邓伯。——与此同时，赵振国正在中环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厅二楼的包间里等人。包间不大，一张圆桌四把椅子，墙上的挂钟走得有些慢，玻璃罩子边缘积了一层灰。他面前的茶杯里泡着普洱，已经续过两次水，颜色淡成琥珀色。宋卫东坐在靠门的位置，背对着门，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没有动。晚上七点零三分，包间的门被推开了。钱先生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对赵振国点了点头，然后目光扫了一眼宋卫东，朝他点点头。钱先生伸手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抿了一口，放下。“你电话里说的事，我跟上面碰过了。李超人那边，他能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