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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是一本由阎连科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睿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8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一)：最熟悉的最陌生的路
在此之前，只知道《变形记》是卡夫卡作品，真正于卡夫卡文学奖还不甚了解，特意去查了查：卡夫卡文学奖由捷克弗兰兹•卡夫卡协会2001年创设，只要作家有一部作品被译成捷克文，就可成为提名对象，奖金为1万美元。
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阎连科。阎连科，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他是首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是从阎连科多部作品中选编、按一定叙述逻辑进行重新编排的语思录。共有七大章节，分为“序曲：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第一乐章：在别人的路上，在身份的夹缝里”；“第二乐章：躲在711号园子里看四季”；“第三乐章：人生是一个积量成质的过程”；“第四乐章：文学可以让人重新活过来”；“第五乐章：天然的是生活，不是写作”；“尾声：做一个不被丢失的作家”。
实话说，在最开始看的时候，那半个下午，我一直处于一种跳跃的状态里，一种震撼的感觉。作者说“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地的恨超过我对那块土地的爱。而又在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块的爱，又超过对那块土地的恨。这种矛盾，这种混乱的情感和困惑，其实也就是一个字—怨。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一种哀怨之气。这种怨气阻隔着我和那块土地的联系与沟通。”因为有爱，所以才有恨，爱之深，恨之切。因为那块土地，生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所以是爱，那恨呢？作者说“因为我们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老一辈常说，人不能忘本，人不忘初衷。我想大约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可能在老一辈或是到我们父母那一代，土地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在生产或是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土地可以种庄稼，可以养活全家老少，有剩余，可以供孩子上学读书。那块土地承载着一大家的希望。可是当我们离开家，离开养育我们的土地后，我们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往往最后我们都脱离了最初的轨道。
作者写：“我们要承认和尊重一棵草与一棵树的生存权。我们要知道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根本的差别，人是嘴上明白而内心并不默认的。于树木和植物而言，人类只知道研制各种各样的农药，而不知道研究遏制人类发展欲望遥愚蠢。”或许真正的保护环境，就得从根本做起。当我们不重视一棵树的生存时，种再多的树，也抵挡不住。只有重视起来，从根本治理方可。
这本语思录文体，看似不相连，却又上下相连相通。或许最初读的时候，许多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难以认同。但是如果多读几遍，或许就可以读下去。深入读，或许就可以了解作者的用心。
这本书是作者努力不被丢失，不忘初心的尽情自我表达，心路历程的再现。或许没有哪一个作家，是没有争议的，就如同阎连科，不少评论家批评他的作品内容。至于到底是好是坏，或许只有读了才能知道。不妨就从这本《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开始，来读他的其他作品吧。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二)：一场深刻而清醒的自我追问
卡夫卡文学奖获奖之后，阎连科的一次采访，记者问他：
你待在北京，但写的大都还是家乡的事情。你个人的写作和那块土地还那么紧密吗？
阎连科答：每年我都回到老家看一看，你毕竟曾生活在那里，母亲、姐姐、哥哥，全家人都在村庄那块土地上。回去几天，看到听到的事情，真的回来够你写一、两年。但是你又会发现，三年五年以后，其实看到听到的，也差不了太多，也有它重复的地方。所以关键不在于你看了多少、听了多少，还是在要做个明白人，做个文学上的明白人。
三个重复且郑重的“明白人”，就构成了他笔下所有文字的深邃姿势，而家乡，就成为了他书写文字的有力出口，像一条隽永的河流，在深邃中，寻找生而不息的力量。
这本书是散文集，确切说是身为写作者的一次思想流泻。阎连科作为他思想的主导，秉持着清醒自知，内敛而深刻的思想考量，跋涉了人与土地、土地与命运、命运与自然生活和自然生活与写作者的渐次关系层。如同思维的递进。
书的前一部分依然逃不开故土、乡亲类似乡愁的这些个生命来源。那里尽写了给予一切记忆开始的丰饶，也抒发了一种重新拥抱生命本根的心情。在那里走出，又从那里回归，似乎作者的心灵深处有一直扎根的某条联结带，它带着他一路荡漾，也带领他爬山过河，领略风光万象。乡与情，亲与愁，我们可以从中感受一种遥远的关注，虽遥远，却又是一份深重的关怀。但关怀又不止限对故乡的人与事，还有来自自然原初的不可撼动之本能情意。
“落实自己必须遵从的法文，自然界的任何植物，都是人类的楷模。”自然界的任何植物，都证明着它们是自然法规最好的执行者。在人们时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环境一部分的时候，也就时常忽略了遏制自然发展随之来临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许原生的荒野自然，能够最直接地解答最复杂的哲学命题。
书的后一部分则是完完全全一个作家对写作态度的表达，以及对写作态度生发的纯粹情感。
当文学面临生存困境，当社会整体环境能轻易就让文学止步不前时，当文学作家又沦陷于“灵魂的自我约束”境地时，阎连科表现出了沉沉的忧虑，和深深的思考。
但他在忧虑中国文学的未来和现今当下的境况时，也内疚于一名文学创作人的局限和无力，他在思考自身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要如何整合出有价值的存活时，其实是在一路寻找自我的人生坐标——那种出于写作者根本的存在主义。
这些由己出发的思想碰撞注定会让提问者找到想要的答案，继而延伸开的情怀，便自然而然，还无比关键。
阎连科是怀着巨大情感抑或是巨大关怀去诚挚地，向生命、社会、自我、和作家身份发出的一次呼喊，呼喊通过书写的方式，就像唯一可以表达情感的方式，他敲响了内心的声音，也漫溢了感情的边界。
《走在别人的路上》，有种回归灵魂内里，不在庞杂世界丢失的主意。可更多的，这是一部持着理性和睿智，清醒而内审，在不停思量，不断叩击所走之路途门扉的，势要在现实土地上，长出翅膀而自由高飞的追求之旅。
它追求自由，追求写作者的创新勇气，追求生命本源的难能可贵。它明明白白，有所思有所答。
那次采访中，阎连科还说：“我已经达到了写作最自由的境界，不会在乎被人骂，不会在乎能否出版。”
这里明明白白，有所思，已所答。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三)：勿忘心安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次作者是以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村人的身份回归，站在这块他曾经想逃离却被困在心头萦绕不去的土地上，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自我剖析和内心独白。即使是在成为首位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后，他的身份仍旧是这块土地的儿子。阎连科，这位本土纯文学作家用朴实不造作的文字记录了中国土地的现实。
近来，读这本《走在别人的路上》，不禁让我对在中国土地上活过千百年的人们感到好奇，想一看究竟。
这本书是阎连科的语思录，作为他思想的主导，秉持着清醒自知，内敛而深刻的思想考量，能为迷途中的人们指点迷津。全书内容涵盖了人与土地、土地与命运、命运与自然生活以及自然生活与写作者的递进关系。在作者深邃的思想中，读者能感受到生而不息追求生命本源的力量。
阎连科在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演讲中说，自己是个命定感受黑暗的人，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是生活本身，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和承受命运的方法。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作者选择了逃离这片土地。尽管去参军入伍，但他的身上始终都流淌着这块土地的血脉。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由这块土地给予，他也把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土地。整本书实为一个回归内心本根的过程，作者生活在城市里多年，但时时刻刻都在盼望着灵魂能在熟悉的土地上真正皈依的一天。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却不能扮演一个完完全全城里人的角色，作者对身居多年的城市仍然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城市或是城市中的人将他排斥在外，还是作者自己不愿意融入到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已经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释。
阎连科，他五十载的命运心系着这块土地，他爱得深沉，可同时他也不幸成了一个在乡愁上千回百转的人。他曾说自己是一个心中藏着无数秘密的人，他将文学视为一个人在用个人的方式泄露心灵机密的人，正是选择写作让他成为一个走在拥挤的人流中不被“丢失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又不免为中国作家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感到担忧。当文学作家深陷“约束和想象的软弱”的困境中，阎连科用土地文学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作家的坐标。“一切的文学，都源于写作者的生存现实。一切生存的现实，都必然会走入到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之中。”阎连科是属于那块土地和山水的，他是那块土地的儿子。正如他所说的，土地文化塑造了魂魄，他的父母亲和乡亲在这块土地上活了一辈子，在家庭和家族中世代酝酿的亲情与温情中，他感受了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情感使这块贫瘠的土地吸吮着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作为文学土壤逐渐丰饶起来。
土地文化被作者心灵化之后，赋予了活力和生命。如今，阎连科在经 受了心灵上的震颤和苦痛后，毅然决定固守着这块土地上的一隅村落。是文学让他重生，他通过文字交付内心的渠道都是从实写来。这本语思录虽然不长，但从序曲到尾声都在表述一个乡村人的内心诉说和自我追问。整本书中有一句话和我产生了共鸣，“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我们走在人群中，熙攘繁华，内心却感到空寂无人，我们时不时地会把自己丢了。人总是这样，在来不及的时候才明白，当我们最终找回了自我记忆，一步步地向前走着，或许已被生命遗弃，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但也应有尽有了，在这养育着善良的土壤上，早已诉说了一切有关灵魂开始的记忆。
如若不然，勿忘心安，不泣离别，不诉终殇。要相信，经历过后终会释然，《走在别人的路上》将是迷茫之时仔细研读的最佳选择。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四)：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阎连科
文/伊莎贝尔不在
《走在别人的路上》书作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外号“禁书作家”。之前我对作者的了解几乎为零，但是正如“编辑推荐”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是对阎连科相对陌生的读者快速了解阎连科、感知阎连科、阅读阎连科的捷径，其内容是从阎连科众多作品中辑录的精华，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重新编排的随想录，向读者呈现一位具有独特性格和写作风格的作家的创作及生活历程。
土地于阎连科来说是又憎又爱的，“说句实话，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地的恨超过我对那块土地的爱。而又在许多时候，我对那块土地的爱，又超过对那块土地的恨。这种矛盾，这种混乱的情感和困惑，其实也就是一个字——怨。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一种哀怨之气。这种怨气阻隔着我和那块土地的联系与沟通。”阎连科如是说。
可是，我明明感觉得到他是爱着那片土地的，这让我想到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里的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然，或许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来说是不合适的，只不过我想表达的是，阎连科对那片土地的怨其实还是来自于他对土地的爱啊。
阎连科是这样解释“日子”和“生活”的：日子是棵树，生活是公园。当然，他对这句话还有其他阐述的，只是我想，他想表达的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只是我资质尚浅，还悟不出来这其中的道理。
(未完待续)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五)：走在别人的路上
很多人关注阎连科，是因为他的作品备受争议。不少评论家批评阎连科的作品内容充满各种性狂欢，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等。他的作品也由于经常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
《走在别人的路上》是本散文集，他的散文语言朴实不造作。就如他说：写散文，写小说，你不可能像舞台剧那样呼唤着、表演着；也不可能像电影那样，在镜头前表演和对生活与人物进行最逼真的模仿。散文或小说中，你交付内心的渠道，甚至不是语言和构思，不是人物和故事，更不是技巧和技术。最好的交付的方法是，从实写来，让你和土地融在一块儿；把你的心交给土地就行了。写父辈们，一辈子在那片土地上角色转换，为子女，为家人，为承诺，为情，为义，为尊严而活。
可能是因为我的家乡是豫边界的农村，和作者的家乡比较相近，就是现在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村子里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各式各样。村人们仍然用一辈子的血汗浇灌村子里最像样的那栋建筑上面，那是他们人生段落里的一柱石碑或者人生纪念碑。
作者谈四季更替、谈生与死、谈写作，但最终都归于现实主义和土地。写作可以让人活过来，土地文化被作家心灵净化之后才具有生命和活力。但是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不是压迫，不是牢笼，而是“约束和想象的软弱”。作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面对自己作品出版后遭到的冷漠和批评，作者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厘清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作者说，好小说都在谎言中说真话，坏小说都在其实也是谎言的真实种说假话。也许作者的作品还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和诘问，还是会遭到大家的各种批评，被大家批评的这些作品里有他真诚的情感和不间断的思考。
我想我还没能达到作者对写作，对生死，对生活认识的那种高度，不过它将是我迷茫，心烦意乱时拿起研读的最佳选择。
目前看完此书的最大收获就是想读作者的所有作品，了解作者的所有”好”小说和“坏小说”。
《走在别人的路上——阎连科语思录》读后感(六)：转：雷晓宇
独家 | 和阎连科一起跨年：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
2016-02-15 雷晓宇 雷晓宇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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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里最文艺，文艺里最商业。每周一、四更新。」
文／雷晓宇
“迄今为止，我没有任何的成就感。明年吧，我最想写的一本书，它一定特别酸，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和阎连科约在西三环的一家咖啡馆聊天。他很忙，正在整理自己多年来的演讲集，但他就像一个好脾气的老农一样，愿意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出趟门，接待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然后就好回家，继续整理自己的麦子谷子。
阎连科的好脾气和不修边幅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个朋友在NGO做事，经常去资中筠先生家拜访，资先生的女儿是阎连科在法国的出版商，一来二去，也就认得。资先生年岁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经常要搬个东西办个事儿，阎连科都会来帮忙。有一回，资家的阿姨把我的朋友拉到一边，指指呼哧干活儿的阎连科，问：这个司机是哪来的？
“这个司机”没有架子。他留一个我父亲也会留的发型，穿一件我父亲也会穿的黑色夹层外套。他也开始有一些城里人的洋气，围一条我父亲不会围的格子围巾，背一只我父亲不会背的小挎包。
老实说，把他认成司机是太夸张了。但单凭他的外表，要是不晓得他是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最容易把他归到机关干部那一头里去。还肯定不是大干部，因为他脸上没有那种被奉承惯了的傲慢或者那种有距离感的随和。
阎连科确实有长达26年的干部生涯。军队里的那些日子可不是白混的，他很懂得说话的技巧：怎样不得罪人，怎样不招是非，同时又能够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这种感觉很奇妙，好像有两个阎连科似的。一个阎连科在文学上极有野心，他管自己的小说叫做“神实主义”——很少有一名还在世的作家自己为自己命名一个文学流派的。但是在谈到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看法时，另外一个阎连科却喏喏不言，显得缺乏见地。文学上，他恨不得要披荆斩棘开山立派，生活里，他却悄悄缩紧了壳子，谨小慎微得几乎真的像个小职员了。
我暗地里想，他并非没有见地，但他宁可沉默，以避免更多不必要的麻烦。
麻烦够多的了。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他最新的小说《炸裂志》被列入禁止宣传的名单。早几年，他的《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都是禁书，《受活》的出版也相当曲折。
这些小说，大多数人并没看过。他们知道阎连科是因为他拿过奖，还因为他在微博上给温家宝写过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简直是两头不讨好，一些人说他语气太谄媚，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不知好歹，还有一些人则对他那一处被强拆的房产充满好奇心——一位严肃作家怎能如此富有？
这位作家，他因为表达现实，一直遭遇着现实的困境。他妥协过。在《为人民服务》之后，他开始写《丁庄梦》。这部小说后来被顾长卫改编成电影《最爱》，郭富城和章子怡的明星魅力并不能消解题材本身的沉重。在阎连科原本的构思里，濮存昕的角色有更加疯狂的魔幻色彩，甚至因为完成了对血源的垄断而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
不过，最后，当然，他并没有这样写。“因为《为人民服务》都没能出，这一次也……”
这种自我压抑在《风雅颂》达到了顶峰。小说前后改了五六稿，换了七八家出版社，也并不成功。同时，作家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华。“我觉得自己十年来没有进步，创造力收缩了很多。”他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甚至考虑过就此停笔。
尽管有过机会，但阎连科并未真正考虑出国写作。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欧洲见过某位当年的先锋作家，在他看来，因为远离母语，其创作已经大不如前。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很佩服高行健。“不管拿奖之后他说过什么，至少他做到了让文学超越政治。”
《四书》的写作帮助阎连科找到了自己。这一年，他50岁，开始听得到耳朵边的嘀嗒声。年纪的增长让他变得豁达起来，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一个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既然我都改了还是不行，那我干脆走另外一个极端去。”
天色渐暗。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年。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阎连科就56岁了。他做好了准备，下定决心要迎接自己黄金时代的到来。
“一个作家的创作时间是有限的，绝不可能80岁写得还比60岁好。我的时间不多了，也就还剩两三部。我还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一部小说。这不是技巧的问题，文字的问题，是心理上还没有完成这个准备。等到哪一天，我在写作中可以毫无保留地把阎连科这个人敞开、解剖，我就能够写出我的那一部。下一部作品，一定会更加柔软。”
我们在路边打车，他带我去吃年夜饭。这是一次河南籍作家的聚会，大家带了妻子儿女，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阎连科是大哥，也是唯一一个还带着河南口音的人。他给李洱的儿子剥了一只小橘子，又说了一个笑话：当年在军艺上学的时候，有一位老作家来上课，老人站在讲台上，无论说什么，一只手始终擎在胸前不放。后来阎连科意识到，这是当年握红宝书的姿势，再也改不掉了。
这个细节，阎连科从来没在小说里用过。当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被放到小说里，它就真得太假了。
口述 | 阎连科：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
从相信者到怀疑者
在1980年代，我完成了一个从相信者到怀疑者的道路。
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在河南新乡打工。每天干16个小时，一个月不洗澡。干了四十多天，下来一看，什么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根本王张江姚是谁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干什么。毛泽东死了，这是知道的，但那时候你脑子一闪，觉得这些事情离自己非常遥远。你的生活就是要给姐姐治病，父亲身体也不好，你的命运就是家庭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你对世界没有任何的怀疑，对世界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完全就相信世界上一切都是正确的。
从出生那一天起，我就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如此。我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但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产生怀疑，并且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我更吃不饱、穿不暖。大人们告诉我，资本主义有多坏，他们把吃不完的粮食倒到大海里都不让我们吃。于是，这个世界就非常清楚：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我们虽然贫穷，但是有人比我们更贫穷，我们还要去解放他们。
我十几岁开始读书，读遍了中国的革命文学：《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三家巷》……当时，被政府强烈推荐的革命经典已经非常完整，好像世界文学就是这样子，从来没想过还有别的文学。在20岁当兵之前，我没有看过外国小说。
1983年，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说，叫《小村小河》。当时有个刊物叫《昆仑》，专门发军事文学。我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希望寄到这里给人看一看。生怕人家不看，还用胶水粘了一下。《昆仑》有个人叫袁厚春，当时是非常走红的报告文学作家，写过著名的《百万大裁军》，后来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的院长。我当时是寄给了他。一个月左右，退了回来，打开一看，就没看过，附了一张打印的退稿签。
这个小说其实和当时所谓的军事文学不太一样——它确实有些反战情绪。大概故事写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一位战士，他本来可以立功受奖变成英雄，但是他想念母亲，想念妻子，想念孩子，其实有点逃兵的意思。他回来以后，人们不接受他。村里人个个都以为他在前线，对他家照顾非常好，结果他也没有提干，什么都没有就这样退伍回来了。人们都怀疑他是前线当逃兵回来的，至少没那么勇敢。他的妻子和他同床，都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连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非常奇怪的感觉。当然，后面比较光明的结尾是说，村里发了一场大洪水，他把全村人都救了出来，自己淹死了。
这个小说的大体意象来自俄罗斯的小说《活着》，写一个人想老婆、想回家。这个结尾，其实和红色革命经典小说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
我没打过仗，但是有过这样的记忆。我1978年底当兵，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打仗。新兵训练的时候，我每天坐那儿射击，莫名其妙就十发子弹打了个100环。一个新兵打了一个100环，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都不敢相信，以为报靶报错了。
团长那时候穿着三尖头的黑皮鞋，过来就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说你过来。那就跟着他过去，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发子弹，又换了一个靶，说你在这儿打，实际上是怀疑是不是别人的子弹打到了我的靶子上。这一次，十发子弹打了个99环，他就比较相信了，说，明天我派个车，你代表全团去参加全市的新兵射击比赛。我站好队就去了，结果打了个98环，并列第三名，这是很好的成绩。
回来以后就连着看了两天新闻，说越南人把我们云南农民的腿给炸断了，又把云南农民的牛给炸死了。这种新闻，你不怀疑真，也不怀疑假，就看看。突然，就宣布要打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要还击，叫对越边界自卫反击战。这时候，就有人提议，新兵要提前解散，分到各个部队，拉到前线去，因为部队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都准备拉走。在这种状况下，人内心有一种恐慌。尤其你打靶比较好，随时都可能被拉走的感觉。
后来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到1985年长征六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小说发表了。因为有很浓重的反战情绪，不敢发头条，不敢写评论，很多读者来信也不敢给我。当时前线还在打仗，没打完。所谓战争结束了，其实整个部队在轮训。这个部队上去打一个月回来了，另一个部队又去打一个月，就这么折腾。其实是借这场战争在训练军队，让部队有仗可打。
后来，有个云南军区创作室的人告诉我，他们司令员到前线视察，一看，所有人都在看这期杂志，都在看这篇小说，全部翻烂了。司令员极其恼火，就把他创作室的人集中到一块，骂一通，说，我让你们到前线去体验生活，每一个作家后边跟两个战士，扛着枪保卫你们的生命，你们没有一个人写出小说来，我刚才打电话到《昆仑》编辑部，这个写小说的人，今年才28、9岁，还没打过仗。其实，司令员看什么小说啊，他不知道这个小说是反战的。
这段经历让我慢慢发现，整个军队98%以上是农民，你非常清楚，所有农民来当兵，完全不是那些革命英雄主义小说里说的，要去当英雄，要去保家卫国，也完全不是朱苏进说的那样，引而不发，准备战争。完全不是这样的。文革的时候，很多军队的人退伍都到各个农村去当村长、当乡长，实际上，你到部队的目的是想提干。但前线在打仗，你不知道提不提干，更多的还是怕打仗，随部队拉走，不停地打。死了很多人啊，我那个县就有两三个人都不在了。那时候，也有人把手指头咬破弄个血书，要求上前线打仗。到今天我都无法理解，他到底是什么状态？是真想打仗，还是想表现？
要么当科长，要么当作家
我呢，走仕途这件事，还是非常清晰的。我想当官。我那么害怕，恨不得当逃兵，但是出于一种命运的本能主义，我也入了党。入党、立功、提干三部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24岁提了干，后来直接从排长当了指导员，正连级。我会讲故事，所以能做思想工作，被评为优秀指导员。
但这时候你还是想业余写作，希望势头上有所长进。你也发了一些小说，小有名气，但部队好像不太重视小说，更重视《新华文摘》，所有机关干部人手一册。只要《新华文摘》转了一个小说，在部队就很牛了：不得了，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人。
那几年，我过着双重生活，一直在爱好和理想中间很具体地摇摆。文学是我的爱好，当官是我的理想。这样下去，很可能我会和很多部队作家一样，又当官，又写作，两不放弃。我白天就是写讲话稿，写机关材料，每天晚上去办公室写小说，完全两个世界。今天大家会想，我是不是精神分裂啊，但当时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矛盾：这就是你的工作，这就是写小说。
我非常模糊混沌，完全没有自觉状态，但是写作欲望非常强烈，所有时间都被这个欲望占有。一间屋子住四个人，布帘子一拉你就坐那儿，别人打鼾都不影响你写作。你们三个人在打麻将，三个人抽烟，我丝毫不受影响。一个短篇小说一定是一天写完，一个中篇小说绝对不会超过一礼拜，一天七八千字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天天如此。
到了1988年，我需要做出选择了。
那一年，我30岁，我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两三岁吧。当时，我是副营，我们部队缺一个宣传科科长，等于一下可以直接跳到副团。但是我也有机会去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上学，那时候，莫言他们名气已经很大了。要么你去当科长，要么你去军艺。命运把我推到这个点上，我要做抉择。这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对我有了很大的刺激，突然之间狠下一条心。
我们军队有一个军长——军长还是副军长我不太清楚，因为这是高高在上、你无法接触的人。他去国防大学学习了一年，回来的当天，就在家属院子里转转转，后面跟了几个参谋。那时候军队家属要过日子，大家都养鸡养鸭，有的人还养狗，他也没说什么。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老远看着。
那时候，我家养了三只鹅、四只鸭，每天可以收这么大的鹅蛋，两三个两三个的。我自己还在门口围了一个窝。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两只死在里面，两只死在外面，还有两只嘎嘎叫着朝我走，走着走着，没过一会儿都死掉了。再一看，整个院子里有很多死掉的鸡鸭，还有狗，都被毒死了。
这一个晚上，我们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所有人都非常惊恐地知道，一定是军长的事情。那天早上出操，队列走得就跟天安门广场阅兵一样整齐，所有人都莫名的沉默，你觉得，一定有什么事情会爆发。出操完了，军长开始训话，说，大家队列走得很好，我们这样的部队，打什么仗都不怕。但问题是，军长讲完话之后，还是一点生气都没有，大家愣了一下，跟着就是特别大的掌声。一切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情，直接导致我去了军艺。
当然，还有另一件事情触动我。我上面有个处长，当我是副营的时候，他已经是正团了。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他比我小两岁，比我高三级。后来我知道，他的岳父是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我怎么追也追不上他。
当时，我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天天都有读者来信。这个东西对人的吸引也非常大。荣誉的重量看不见摸不着，但往往重于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你吃着饭呢，突然就来了两个女的，说路过想来看看你；读者来信有时候也会突然掉出来一张小照片。这都很神奇，鼓舞你往这条路上走。成名成家战胜了你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的欲望。你知道，没有人和你争这一行。
我爱好文学，但始终也崇拜权力。它们两个在你身上统一，它们在博弈。权力始终没有把你的爱好拿下，没有战胜你的爱好。最终，是你的爱好战胜了权力。这些事情就是一个个砝码，突然这边的砝码重了一点，给我一个理由，好让我的爱好战胜权力，于是我就走了。我丢掉的可能是个团长，我走的方向是成名成家。
青少年对权力无限崇拜，但等你到了军营，过度的崇拜会成为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它是一点点积累的。比如说，你想当官，你就得对当官的倍加尊敬，这种倍加尊敬实际上是倍加恐惧。你是科长，你对军长说话要很小心，要讨他欢心，每句话要说到点子上……这是仕途中间必然的事情，表达的是一个人对权力的恐惧。但是他又充满着力量，你也会对他崇拜。崇拜和恐惧，至少在我的身上是统一起来的。这时候，你的恐惧占了上风，你就走进文学去了。
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
1989年9月1日，我来北京上学。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去天安门看看。下午，我从地铁出来，站在纪念碑下面看。人家说，有多少弹孔，你也没找着，但是看到一个小坑，你就会想，是不是一颗子弹打上去的。
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往军营走。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走回魏公村。那种孤独感，那种渺小感，那种寂寞感，让你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这个社会，真是卑微脆弱到像是一滴水。这时候，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
我在部队26年，我能体会这个。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
整个1980年代，我是相当混沌的人。我在部队里，对于北京、上海发生的那些事情，星星美展啊，哲学热啊，通通不知道。那个时候，莫言已经写了《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文坛其实已经西风东渐了，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我对此完全没有反应。我写的东西虽然发表得早，但完全就是传统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到了北京之后，你才知道，不管莫言还是刘震云，他们写得不见得比你早，但确实写得比你好。你局限在部队那个圈子，每天写的就是军营那点烂事儿，无非就是红与黑。
原来，你在河南开封，你在河南商丘，跟你在北京，对于文化的理解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1991年，我毕业分配下到济南军区创作室，在郑州安家。刚刚回去，有天早上一起床，腿一发软不会走路了。怎么都用不上力气，一走路就疼。后来知道，是腰椎间盘突出，就开始看病，折腾了很长时间，完全不能下床，吃饭都要老婆端到床边。
那是我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但隐隐地，一种不被批评界所接受的遗憾已经留在心里了。我是军艺第三届作家班最有名的一个，写作力和转载率都非常高，但是批评家不太热衷，不像莫言、刘震云他们的状态。尤其写作又是沿着那条老路子，新小说也一直没读进去。
我躺在一个小房子里没事干。每天不能下床，就看小说，把自己看掉泪。我这个人，过分脆弱，又过分固执。我对权力的崇拜，甚至对村长都崇拜，导致我对权力的恐惧。我躺在病床上，对死亡也有无限的恐惧。我自己家里，从小姐姐身体就不好，父亲也走得早，都是因为疾病。我极其怕死。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战胜这个，迈不过这个门槛。有病就治病，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我躺在床上，不停地掉泪，极其伤感。伤感就看书，把卡夫卡和拉美小说全看了。
从这个时候起，视野发生了变化。所谓的20世纪文学，从这时候才真正看进去。所谓的有自己，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的文学自觉，来自于1991年疾病和阅读的联系，以及阅读对我的启发。这时候，你的小说一下子从某一种现实生活，走进了某一种生命。这之后，我就写了《黄金洞》和《年月日》。
作品被禁，这完全是一个不幸的事情。表面上看，好像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实际情况是，《受活》刚刚出版，发货就受限制了。因为《受活》，我从军队转业，在北京市作协待了三年。刚去作协，《为人民服务》出来，又被禁了。这个事情刚刚消停，就出现了《丁庄梦》。当《丁庄梦》被禁的时候，你就觉得，给人家带来了太多的麻烦，要不断替你擦屁股。
我的写作被影响了。2008年，我曾经非常愤怒，觉得自己十年来都在原地踏步。一个作家一生可以写20部小说，但最适合你写的也就是三四个。《丁庄梦》是最适合我写的，正是想象力最好的时候，但是因为希望出版，妥协了。现在看，《丁庄梦》只是人物更接地气、更活灵活现，如此而已。
接下来的《风雅颂》，前后改了五六稿，换了七八个出版社，但也没有超越。那是我的心灵自传，但是自己并没有把一个作家的内心真正放进去。对这个小说，我心里非常不满意，觉得自己的创造能力又收缩了很多。我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写到头了。
到了《四书》，我突然觉得，我已经50岁了，无论以前写得好不好，我不能原地踏步。我要把我全部的写作能量释放出来，看看我到底能写成什么样。我把出版不出版这件事情放下了。我就是要写《四书》这个小说，我就要这样写。我写成这样，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自我解放。你发现，只有当你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文学观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四书》这样的东西。正因为有了《四书》，你才会去写《炸裂志》这样的东西。这两个小说，我又朝前走了，上了一个小台阶。
现在对我来说，写作的难度就在于，当你写了《四书》、《炸裂志》之后，你如何摆脱这两部小说在你下一部小说中的影响？下一部小说写什么？我就要看看，我能不能超越这两个小说，写出一个很大变化的小说来？我有三四个故事，但不知道去写哪一个，当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法。确实，你脑子里已经隐隐约约找到一点可以摆脱《四书》和《炸裂志》的东西来。很难，但至少你相信你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你还没有江郎才尽。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多，我无法超越，但我不能不做这种努力。
随着年纪的增长，爱越来越重要了。我看福柯的小说，它充满着灰暗，但还是有理想的光芒，他意识到了，但他没有写出来。卡夫卡的小说也充满着灰暗，但是也有那么一丁点爱的光芒。我们能否重新去感受这些经典，我们能否让那一点点光芒，成为你的文学中间一些无垠的东西？我们能否写出来呢？
应该是在后年，要么就是大后年吧，我的下下一部小说，它会变得柔软。我在写作上，极其需要表达某一种柔软的东西。我对文学从来没有这么伤感过，我希望恢复到某一种抒情和感伤。整个故事我还不知道，但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它特别酸，就是讲，为什么我们活着每天都想大哭一场。我希望能够在内容上超越，一下子回到人本身，超越整个当代文学。
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个体
1994年，我出了文集。这时候，我把之前的小说全看一遍，于是清晰地认识到，此前的写作90%是垃圾。我讲了10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我写了100个人物，无非是100个名字，可能就是一两个人物。
你会觉得，一个作家，要做一个文学上的明白人。很多名头比你更大的作家，比你写得更多的作家，他们拿了鲁迅奖、茅盾奖，但他一生没有踏入文学的大门，是一个糊涂。你阎连科好像比人家明白，但是你也可能更加糟糕。你就是如何努力，也不会成为曹雪芹，也不会成为鲁迅。人家经常说你有多么的好，但你非常明白，这个范围一放大，你什么都不是。
作为一个文学上的明白人，你要相信，文学它是一盘棋。它不是一个河南的棋盘，也不是中国的棋盘，它是一个世界的棋盘。在这个世界文学的棋盘上，中国文学是什么样子，你脑子要清楚。中国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很，但是放到这个棋盘中间，也不一定能找到他的位置在哪。作为一个文学人，你要知道自己在这个棋盘上是在哪个位置。你出了一个小说，可能只是从棋盘上的这个点挪到另外一个点。
我自己在这个棋盘上的位置？这说出来是极不应该的，但至少有两点：第一，中国作家往上走，我们19世纪20世纪，都没有任何了不得；第二，全世界的文学都在下滑，不是我们不如20世纪，是全世界都不行。都不行的时候，中国作家整体来说，并不比别的作家差。你不能和19世纪比，你不能和20世纪比，但是可以跟整个今天中国作家，乃至和全世界作家比。
迄今为止，我没有任何的成就感。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受活》当终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日光流年》好。《日光流年》没有太大的想象力，只是文字好一点，对生死的考虑多一点。《四书》是十年中有长进的那一个。《炸裂志》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它有很大的创造力。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可能都是比较罕见的。你知道无数人在骂你，但你也知道，骂你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比你好到哪里去。你非常知道，你的写作还有空间。
我还没有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一本小说。我的小说，还没有把自己解剖开。你曾经在《风雅颂》中尝试过，你放弃了。你在《坚硬如水》中也尝试过，也放弃了。但是，一个人需要完全战胜世俗。有一天，我会战胜世俗、妻子、孩子、朋友，我谁都战胜了，彻底把阎连科解剖开的时候，把阎连科内心最黑暗和最柔软的东西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你。你一生的写作，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当你把自己真真实实地解剖开的时候，那可能是你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告别。写完这个，你会觉得，真的不用再去写什么了。这个不是技巧，不是文字，而是我心理上的准备还没有完成。
这两三个月，我一直在整理我在美国的演讲稿。其中有一篇讲到，恐惧与背叛会陪伴着我，与我终生同行。我害怕你，我就逃离你，逃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背叛。可是要逃到哪里去？从一个驿站到另外一个驿站，你看不到未来。你非常清楚，人必须逃离和背叛，但你又不知道去哪儿——这构成小说的矛盾和张力，也是一个恐惧灰暗的东西。包括写作，你不知道你往哪里走，你只知道，我不能这样走。包括你的人生，你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只知道不应该这样。
但是，没有更美好的世界了，没有乌托邦。我们永远在用一个乌托邦解构另外一个乌托邦。一个梦碎了，就会有另外一个梦，因为你要活下去。说到底，你确实在表达内心的怀疑和绝望。除了绝望，没有别的可能。说说笑笑可以，但在内心里，我经常说，当一个民族连一个作家的想象都要限制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前途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可以限制你的言论，但是我还限制你的想象，这就是极其恐怖的。
等一等，我不谈论政治。我从来不会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眼光看世界，而是永远以一个独立作家的眼光看世界。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就是对社会的怀疑，而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你的写作。
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变成一个个体。这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混沌的个体。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会和其他人混为一谈。中国作家决不能回避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但一定要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去说，不代表任何人。无论是写作还是作为一个人，你永远要从集体逃亡到一个个体上来，但你非常清楚，你又必须面对这个世界。你会永远在这个矛盾中间。
所以说，我是非常清晰的。第一，逃避机制。第二，自己表达自己。我不需要别人来代表我，我也努力不去代表别人，但要做一个清醒而不是糊涂的人。第三，超越的途径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也经常问自己，但不知道。这给我带来焦虑。
只有回到更世俗的生活中间，你会发现某一种温暖的东西。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你永远不相信爱情的存在，但你在某一瞬间，一定对某一个人有美好的情感。你渐渐会觉得，你对世界的认识，不能转移给儿子，不能转移给妻子。我的儿子29岁了，我在他的年纪，已经写了《小村小河》。作为父亲，我希望他过得好一点、稳定一点，我也希望他去当公务员，什么事业啊，健康快乐最重要。他也会满脸笑容吃喝扯淡，你会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安稳和幸福感。有时候，看见朋友拉着媳妇往前走，你也会有某一种感动，觉得说，也许只能抓到人生吧。
对于下一代的命运，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社会制度比我们好，很多国家比我们好，很多民族比我们好，但你清晰地知道，在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我经常说，如果我是蒋方舟那样的年龄，我会对什么都充满理想。我非常羡慕她，羡慕她年轻，羡慕她读书多，羡慕她英文好。我全部写作的优势，无非是年龄比她们大一点，经历比她们多一点。
有时候想到她们，我有点小小的着急。我阎连科在三十一二岁的时候变得特别清晰，35岁左右就写了《黄金洞》和《年月日》。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才30岁。张爱玲和茅盾的那些短篇，也是20多岁就写了。我老是催她，要赶快写90后的题材。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方舟，因为她在文学上比别人清醒。而很多80后作家，并不是文学上的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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